公论台

在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的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路过、抬头、低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句无需解释的命令。那时，生育不再是家庭内部的决定，而是一项被严格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否响应号召，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位置，也关系到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从那个阶段开始，生育权第一次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出来，交给了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人口增长过快将拖累经济发展”为理由，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政策并非简单的人口调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赋予了“科学”“理性”和“长远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绘成一种责任；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人们被反复告知：少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缩小家庭规模，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质疑几乎不可能存在。对政策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简化为“不顾大局”“自私”“思想落后”。当政治口号披上科学与集体利益的外衣，个人权利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讨论空间。 如果说政策文本还停留在纸面，那么在基层，它的执行方式却异常直接。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特定时期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真正的拒绝权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层层审批、反复核查的指标；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 在当时的体制中，计划生育并非“可选任务”。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往往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逻辑下，对个体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并不需要个人的恶意，只需要服从。 在官方叙事中，计划生育的“成功”常常通过数字来呈现：...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2月12日，本网获悉：2025年12月10日，江西人权捍卫者朱玉芳在服刑4年期满后出狱。据悉，朱玉芳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遭到狱方酷刑虐待，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导致其每日头脑昏沉嗜睡；狱方用手铐将其双手上举拷在铁栏杆上，长达14天，只偶尔有几分钟解开；狱方安排两名犯人对其“包夹”；安排犯人将其手脚提起，在楼梯上拖行，使其头部、腰部在台阶上不断磕碰；其身体病痛在狱中长期得不到治疗，其求医，狱医只口头敷衍其没事，而不肯书面确认，其要求治疗反被诬“装病”，被加重严厉看管。目前，出狱后的朱玉芳病痛缠身，并且精神药物导致其记忆力下降。 朱玉芳简介：朱玉芳是江西萍乡的强拆维权者。曾是经营4家店面的私营业主，2006年拆迁中，萍乡市政府主要领导亲属开办的房地产公司拒不兑现拆迁协议，朱玉芳被迫走上维权之路。在维权过程中，她不仅自己维权，也积极帮助他人维权，呼吁社会公正，遂被地方政府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被多次截访绑架、关黑监狱、遭受酷刑。2015年，朱玉芳因在北京身穿“没有腐败就没有访民”的文化衫维权，被北京警方抓走，转交给江西萍乡安源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8年出狱后，朱玉芳一直为被枉法冤判而申诉；2021年12月3日，她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遂在法院门外举牌呼吁；一周后的202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朱玉芳被萍乡市警方抓捕，随即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2022年8月6日，朱玉芳第二次被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这次刑期比上次更长——4年。上诉后，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维持原判。 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朱玉芳遭酷刑虐待，身体病痛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但狱方拒绝其保外就医。2025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     文章...

尊敬的魏京生基金会、评委会的各位朋友，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自由事业的人士： 衷心感谢你们把这份意义深远的奖项交到我手中。我深知它的分量，因此除了感恩，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惶恐——因为这条道路上，有太多前辈和同伴付出的牺牲远比我更大，他们才真正值得被铭记。 对我来说，这个奖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不忘来时路，不忘那些在黑暗中承受压力、依然坚持的人们； 提醒我继续承担责任，不因为疲惫而停步，不因为恐惧而沉默。 如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敢于发声、敢于坚持的人都面临更大的压力。我理解他们，也更加尊重那些依旧站在前面的人。 正因如此，我把这份荣誉看作是一份共同承担的使命： 每一个愿意为自由迈出一步的人，每一份勇气、每一份坚持，都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 我也要特别感谢魏京生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我心中永远的灯塔。今天在他的名字之下接受奖项，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是一种更沉静的力量。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愿意继续以一个普通民运志愿者的身份，与所有坚持良知的人并肩同行。只要我们还在，黑暗就无法彻底吞没希望。 谢谢大家。 陈立群 2025年12月5日 本文转自：TNT时报...

近日，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商银行”）与其部分股东联合设立的两家神秘公司——山东东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联公司”）和深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公司”）因为暴力催收问题，被推至风口浪尖。 据知情人透露，两家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是临商银行为规避监管及报表“好看”而设立的“体外循环”公司，并在不良资产处置、贷款发放等核心业务环节扮演着隐蔽“角色”，实现股东利润再分配。 股东联手设立体外公司 事件的源头可追溯至2012年12月。 据了解，2012年12月临商银行的9家股东、或股东的关联公司发起成立了东联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才，曾是临商银行河东支行行长、工会副主席，核心业务为临商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及发放贷款。 资料显示，东联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2941%）曾是临商银行第三大股东（持股5.92%）；第二大股东山东三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3.7255%，原名山东三维油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是临商银行第九大股东（持股4.20%），现持股2.16%；第三大股东翔宇实业有限公司（持股9.8039%）曾是临商银行第二大股东（持股6.53%），现为第五大股东（持股4.30%）；并列第三大股东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8039%）曾是临商银行第六大股东（持股4.54%），现为第八大股东（持股3.84%）；第五大股东华和信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8431%）曾是临商银行第八大股东（持股4.38%），现为第三大股东（持股11.54%）；第六大股东山东大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8824%）曾是临商银行股东（持股比例不详），现仍是股东（持股比例不详）；并列第六大股东临沂京华矿业有限公司（持股5.8824%）曾是临商银行第十大股东（持股4.14%）；并列第六大股东蒙阴中山矿业有限公司（持股5.8824%）曾是临商银行第五大股东（持...

三年前，一张无字的白纸，被无数中国人举在黑暗的街头。 那纸上没有一句文字，却写满了愤怒、无奈、悲痛、觉醒，也写满了一个民族被压制太久后的心声。 三年后，白纸依然洁白，记忆也不再沉默。 2025年11月22日，美国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外，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发起第765次茉莉花行动，各地党员和异议人士再次聚集，纪念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那些站出来的人，也纪念被火光夺走的生命，更纪念一个时代被强行压抑却无法彻底消灭的真相。 “纪念不是停留，而是继续前行。” 这是现场每个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一、白纸未言，心声已传 白纸运动爆发于极端封控与系统性压迫的背景下。 当言论被全面封杀，一张白纸成了最后的语言。 乌鲁木齐大火的惨剧，撕开了长期积压的痛—— 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封控与冷漠制造出的死亡。 人们站出来，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为了保住身为人的尊严。 那一夜举起白纸的普通人，成为推动时代裂缝的勇者。 “那一刻，光穿透了黑夜。” 三年后，这束光依然未熄。 二、活动组织与支持单位 发起人： 袁崛、程虹、程筱筱 活动负责人： 倪世成、杨皓、何愚 策划： 程虹、彭小梅、蔡晓丽、牟宗强 组织： 柴松、张晓丽、程筱筱、赵贵玲、黄娟、黄春远、朱晓娜 摄影摄像： 卓皓然、陆平 物资物料： 郑洲 安保秩序： 陈信男、李延龙、王乐、胡向飞 媒体与新闻稿： 刘芳、黄吉洲 视觉策划： 王灵、韩震 活动主持： 曾群兰、赵杰 主办：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 中国洛杉矶民主平台 • 香港民主建国联盟 • 香港议会议长办公室 协办： • 《在野党》杂志社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社团部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女权部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 三、重点演讲节选与发言摘要 1. 姜嘉伟（温哥华领事馆外 · 电话连线） 他强调，白纸革命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揭示最基本的真理： 人权不是施舍，而是天赋。 他回顾自己在香港声援白...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2月4日，本网获悉：获刑3年的河南人权捍卫者邢望力被转监至河南省驻马店监狱（又称豫南监狱）服刑。 据邢望力之子邢鉴今天通报：“2025年12月3日，河南省驻马店监狱（又称豫南监狱）致电家母，通知表示：邢望力 已被押送至该监狱服刑。狱方表示，已以挂号信形式寄出《入监通知书》，预计家属将在一周后收到。邢望力曾被劳教1年。此次是他第5次被判刑入狱，刑期累计12年8个月，此前邢望力曾服刑于洛阳监狱一次，信阳监狱两次。” 邢望力简历：1971年3月24日出生，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人，维权人士。 自2002年起因其7岁幼子邢鉴（时名邢路路）被信阳市棉麻公司车辆装成肝破裂、右腿骨折，差些死亡，地方当局枉法处理且私分赔偿款，从而引发其全家维权行动。此后，邢望力不仅为自己家庭争取权益，也逐步帮助他人维权，累计维权经历超过20年。在长期维权过程中，其家庭成员多次遭到当局打压和非法司法迫害，家人成员因维权行为被非法判刑、坐牢累计16年；邢望力本人曾被非法劳教及判刑、坐牢累计10年8个月；全家合计服刑时间达26年8个月（不包括被行政拘留、非法拘禁、软禁、刑事拘留及监视居住的时间）。 2004年9月24日，邢望力为儿子讨要医药费、赔偿款被息县公安局劳动教养一年。 2012年两会期间邢望力曾去乡政府（现：息县淮河街道办事处）要求解决生产用水的问题无果，路过息县城郊乡派出所(现：息县淮河街道派出所）时，看到息县访民周俊玲已被时任所长王亮非法拘禁在该所数日，随即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3月7日夜晚王亮带两名身着制服的公安到邢望力家找邢望力索要照片被拒绝，随后王亮召集二十多名公安人员包围邢家并将邢带走，随后指控邢望力敲诈勒索城郊乡政府（2011年强迫救助邢望力一万元），邢望力的妻子徐金翠因担心丈夫受到王亮等人的刑讯逼供，便和儿子邢鉴去派出所了解情况被指控妨碍公务，判刑两年六个月...

2025年11 月 26 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大火，延烧近 29 小时，75 死、76 伤、两百多人失联，成为 63 年来最惨烈的住宅火警。 表面是“工人抽烟点燃棚架”，但真相远不止如此，而是香港多年政治、经济与监管崩坏的总爆发。 我认为这次火灾不是意外，是制度所点燃的。宏福苑是 42 年楼龄的旧式公屋，正在进行 3.3 亿港元“ 大维修”。 宏福苑的火，暴露了四个“系统性病灶”： 老楼结构危险 —— 时代遗留的痛： 1980年代的设计：天井在火灾中会形成“烟囱效应”，30 秒直冲顶楼；楼间距离不到 15 米，火焰从1栋楼窜到7栋楼；高楼层单一楼梯，影响逃生。这样的设计为什么会存在？原因是当时香港面临人口膨胀、石硖尾大火后大量木屋区消失、急需建大量廉价住房。因此 1970–1980 年代公屋设计遵循三个原则：成本要低、建造要快、容纳人数要多。而火灾风险并不是重点，因为那时代：大厦装修简单、没有大量外墙棚架、没有发泡胶/塑料封窗、家电少、电线少、单位密度也较低。换句话说：“当时合理，现在危险”是核心。 空中摄影下的大埔宏福苑（左）和广福邨（摄于1980年初） 2. 工程腐败和低价承包： 3.3 亿“大维修”，修出了死亡陷阱。材料本应使用阻燃布，却换成易燃塑料布与发泡胶——而这些廉价材料有网友指向“采用大陆认证的棚网”；外墙竹棚与密封围网连成一片，整排楼变成人为制造的“火烧连环船”。8栋楼同时装修火从一栋窜到七栋， 也是考虑到同时施工可降低成本和缩短工期。 国安法后的人才外逃，让香港的系统性风险全面暴露 专业人才外走，余下的人不敢担责、不愿担责、不能担责。“稳字当头”取代了专业精神。从 2019 到 2024 年，逾 30 万人移民；英国 BNO 批出 17.9 万；澳洲、加拿大也开放“避风港通道”。我曾在的公司在香港的一个部门原来 4-5 人的团队，在一年内...

2025年11月，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哈纳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项极具历史性意义的请求：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密苏里州将启动扣押中共在美资产的程序，以支付法院裁定的约250亿美元疫情赔偿。这不是一句外交声明，而是一次真正的制度行动。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这是一桩涉及公共安全与财政损失的法律案件；而对许多经历过疫情初期封控、信息封锁、社会心理创伤的中国人来说，它意味着一种迟到多年、却终于在发生的追责。 密苏里州在2020年率先向中共提起诉讼，指控其隐瞒疫情、造成重大公共卫生与经济损失。经过数年的审理，法院陆续裁定中共应支付约250亿美元赔偿，但因主权豁免限制，这些判决始终停留在纸面上。直到今年11月，密苏里州检察长正式请求美国国务院启动相关程序，准备扣押中共在美资产，以推动判决从法律文本进入实际执行。这是美国首次尝试将疫情追责落到实处，也是整个责任链真正开始被触及的时刻。 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损失，但最致命的一环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真相在最关键的窗口期被压住。2020 年初的武汉：李文亮医生因发出警讯被训诫；医生和媒体被禁止公开说话；社交媒体大规模删帖封号；公民调查者被拘留；普通人被迫在封控中失去求医与行动能力。这不是“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失误”，而是一套成熟的政治逻辑：信息必须为权力服务，而不为公共安全服务。如果真相可以说出来，那么灾难的规模不会是那样。但真相被压住之后，病毒跨省、跨国传播，世界为之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与经济成本。 密苏里州之所以能够成功起诉中共，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允许公民与州政府通过法院追究公共损害责任。而在中国，疫情数据、信息与决策均被严格封锁，公众没有任何法律途径可以质询、追责或要求透明。正是两种制度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面对真相，另一个国家却只能掩盖真相。 密苏里州索赔案的核心价值从来不在于“250亿美元”这个数字，而在于它首次将中共隐瞒疫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