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台

2025年12月10日，新西兰英文媒体Stuff的调查记者Paula Penfold 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告 《 一名备受信任的高级警官，如何成为外国政府的“把门人”》。 – –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SIS）曾警告称，一名新西兰政府雇员在为某外国政府“充当“把门人”。Stuff 可以透露，此人供职于警方。警方内部的电子邮件记录显示，中国领事馆与她有着深度交往，而警方内部一些人士试图阻止这种行为。 – 序幕：涂鸦事件 2022年11月，有人在奥克兰中国领事馆外墙上喷了两行字 —- “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此外，还有一句字母“F”开头的英文粗口。” 中国领事馆遂向警方报案，之后向奥克兰警察局民族事务经理 Jessica Phuang 发送了一封私人电子邮件，询问外交保护服务的联系方式。 Jessica Phuang 回复了邮件，并抄送给了该地区最高级别的警官——奥克兰东区指挥官吉姆·威尔逊（ Jim Wilson）督察，以及负责安保工作的警官。她在邮件种特别提到威尔逊督察与领事馆的良好关系，“威尔逊督察在领事馆工作人员中很有名气，” 她这样写道。此外，Jessica 还翻译了涂鸦内容，指出其中一条“包含贬损性言辞”，并询问是否可以安排警员与领事馆联络。 单看这一点，似乎只是族裔事务主管日常处理的联络工作。但根据《官方信息法》公布的Phuang与领事馆之间的往来信件，Jessica 的这一邮件引发了警方内部乃至新西兰安全情报机构（SIS）担忧的。 警务联络角色中的安全风险 警方族裔联络官的职责，是成为警方与不同族裔社区之间的桥梁，建立信任、促进沟通，并协助那些可能对政府机构心存疑虑的人群。 但在某些社区中，这项工作尤为敏感——尤其是那些担心受到外国政府监控或影响的群体。Stuff 采访的多位华裔新西兰人曾多次提及这一担忧。 新西兰民主团体新西兰价值联盟（New Zeal...

2025年12月29日晚上9点左右，河南信阳多地民众听到了巨响。（视频截图合成） 近年来，中国大陆“神秘巨响”在多地频繁上演，中共官方都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引发各种猜想和担忧。12月30日，有关“河南信阳出现巨响”的话题又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12月29日晚9点左右，河南信阳多地民众听到了巨响。许多网友发视频描述，门窗剧烈震动，楼房抖动，宠物受惊逃窜，随后还有消防车出动。 有人说，“声音可大了。”“好多地方都有呀，好吓人。”“我也听到了，玻璃窗户都震了一下。”“舞阳也听到了。”“南阳市唐河县，震得楼都动了几下，吓我一大跳。”“感觉窗户要震爆。”“整个信阳都听到了，特别大的爆炸声。”“震得窗户玻璃都震颤。”“信阳9点响的，周口这边9点7分左右。”  还有人说，“这是战斗机训练产生的音爆。”“飞机音爆。”有网友质疑，“音爆还用出警吗？”“拉倒吧，消防车全部出动了。”“这理由用多少次了？”“音爆？回响持续有一分钟。”“信阳哪里爆炸了？绝对不是飞机，范围很大，桐柏、明港、游河乡都有感觉。” 12月29日晚，信阳一名餐馆老板对“极目新闻”表示，当天晚上9时左右，她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刚开始还以为是附近有爆炸，几分钟后有大批消防车赶到弘昌运动城，“听说是有小区住户听到巨响被吓到了，以为是小区里的电梯爆炸，就打了119”，消防车赶到后现场排查了近30分钟，随后就离开了。  12月29日晚10点左右，信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通报称，12月29日21点左右，信阳辖区出现一声爆响，“经查110、119未接到相关有效报警”。 对于当地官方回应，网民怒批，“所以也不说为什么响。”“这种通报有什么意义？”“谣言止于真相，所以到底是什么。”“这叫什么通报？大家都听到了，你们居然没有听到？这个通报说明了什么，没有巨响吗？”“通报是让你说造成的原因，不是让你说废话，这种不作为的部门应...

甘肃省武山县访民孙金秀经历两年十个月冤狱刚出来，她表示，“当局长期非法拘禁我，把我打伤，还胡编捏造罪证把我判刑，有天理吗？”（受访者提供／大纪元合成） 甘肃省武山县访民孙金秀经历2年10个月冤狱刚出狱。她表示，“当局长期非法拘禁我，把我打伤，还胡编捏造罪证把我判刑，有天理吗？” 今年12月6日，孙金秀出狱了。近日，她向大纪元记者讲述她遭遇冤狱的经过： 在入狱前，孙金秀长期被控制在当地一家旅馆里。2023年初，武山县对孙金秀的监控暂时结束，她当时与政府“维稳”人员马彩虹在旅馆附近发生口角，马彩虹拿起地上石头将她打伤。她向武山县各相关部门反映无果，之后被迫逐级维权上访。 她说，“2023年2月7日，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完问题出来，随后被武山县刑警队周教导带人埋伏在门口强行上手铐抓到天水，后刑警吉维杰等人从武山赶到天水和周教导会合，十多个刑警暴力拖拽我去体检，导致我双手腕伤势严重，至今双手腕伤痕清晰，双手拇指处疼痛严重、留下病根。” “周教导带人抓我到车上后就抢走手机，后来随意打开我手机翻阅并使用；体检时周教导狰狞地吼骂我并举手做着打人动作，还说‘看你有几个10年’。” 孙金秀表示，这次冤狱是刑警队吉维杰带人故意办假案，由武山县政法委书记令军强指示公检法、信访局、镇政府联合制造冤假错案将她关入监狱。 甘肃省武山县法院在判决书中称：孙金秀在重大节日、会议时间点和重要场所反复越级上访等行为，致使武山县司法局、武山县城关镇政府等单位多次抽调工作人员，花费大量资金到北京等地对其进行接访劝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相关单位正常工作秩序”。 公诉机关声称孙金秀“向政府施压，提出无理要求”，还“向接访的工作人员索要财物，无故辱骂、殴打工作人员，故意毁坏财物”，其行为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建议判处被告人孙金秀有期徒刑2年10个月。 对于以上的指控，孙金秀表示，“全是...

江苏访民许冬青脑出血，被送进ICU急救。当局干预医疗，要将其移到普通病房。（视频截图／大纪元合成） 72岁的江苏省金坛区访民许冬青，12月23日晚上身体突然不适，紧急送往金坛区人民医院急救，确诊脑出血、大脑有动脉瘤。后出现病危，紧急转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ICU，医生明确告知需继续在ICU严密观察，以决定后续治疗方案。 官方干预 医生态度大转变 12月24日中午，在街道与村委会人员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情况并向上级汇报后，医生突然联系许冬青丈夫，说许病情稳定，要求将她转至普通病房。 下午，许冬青旅居日本的女儿杨彩英与父亲同医生沟通，医生一方面称病情稳定，另一方面又表示因ICU无家属陪护，患者“紧张”不利治病，要求立即转出ICU。 杨彩英告诉大纪元记者，“沟通过程中，我听到医生接到电话，并向对方表示正在安排转普通病房。随后，医生又提出，如我们要求转院他可立即安排，并多次要求我尽快回国，不要在外乱说话。” 杨彩英坚持先和母亲视频确认病情。视频中，许冬青意识清楚，但言语稍困难。她明确表示并非自己要求离开ICU，也不存在紧张害怕。她表示，“在此情况下，医生突然对我发火，说如不转出ICU，我母亲一旦出问题，将由我负责。我无法理解，为何转至普通病房无需我负责，而留在ICU却要我承担责任？” 病情被隐瞒 医疗权利被剥夺 杨彩英说，“12月23日晚上，我母亲被救护车送到金坛人民医院后，人完全没有意识，但不见医生采取紧急措施。直到我们家属拿起手机拍录，才有医生过来处置。没过多久，有几位警察出现在医院急症室。” 令杨彩英震惊的是，医生告知家属，许冬青12月3日在金坛人民医院做MRI时已发现血管瘤，但是医院却未告知家属，反称状况良好。 杨彩英说，“关于我母亲的脑出血，当时金坛人民医院医生判断暂不需手术，但需对血管瘤进行治疗。并确认其形成非近期，是在常州市看守所拘押期间已存在，当局长期隐瞒病情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为自己会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家庭、工作、孩子以及个人前途。我也曾真诚地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足够低调，就可以在既定秩序中为自己争取一块相对安稳的空间。但现实一次次提醒我，这种想法本身恰恰是一种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幻觉。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参与政治或许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言论被系统性压制的社会里，不谈政治本身，往往已经构成了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被动认同。在中国，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个人遭遇、规则的随意更改、权力的不可申诉、普通人尊严的被忽视，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制度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呈现。 当表达被视为风险，当沉默被塑造成美德，当恐惧成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个人命运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勤奋与品行，而是被牢牢嵌入一个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力结构之中。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制度的困境。 三年的疫情，使这种困境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疫情并不只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场覆盖全国的、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制度性试验。在这场试验中，普通民众被集体剥夺行动自由，被强制隔离、封控、监控，个人权利被压缩，尊严与生命被牺牲。 我本人也曾在疫情期间被风控、被强制隔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之下，正常就医被视为风险，合理求助被视为麻烦。那段时间，我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个体制中，普通人的身体并不真正属于自己，而是随时可以被调度、限制和处置的管理对象。 更令人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被全社会目睹却无人负责的惨剧——乌鲁木齐大火中，被封控困在家中的居民因防疫措施失去逃生机会，活活被烧死；贵州转运隔离人员的班车在深夜失事，生命在“防疫任务”的名义下被轻率消耗。这些并非偶发事故，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年的疫情，彻底撕碎了中共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叙事。权力在恐惧中不断扩张，却始终拒绝建立任何有效的问责...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图为年会会场。（陈德怡／大纪元） 圣诞节来临之际，“人道中国”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并为在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的良心犯们邮寄贺卡，送去海外华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祝福。 12月20日活动当天，纪念馆大厅内摆列了几十位良心犯的图片，涵盖不同地区、不同信仰、不同原由被中共非法关押的人士，如彭立发、许志永、张展、黎智英、王一飞、邢望力、朱玉芳、朱龙飞等等。他们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举动，只因为表达诉求、坚持信仰、揭示真相或反抗暴政，就遭到绑架和囚禁。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陈德怡／大纪元） “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在年度报告中介绍，该组织今年已汇寄出二十多万美元，援助了超过220位中国良心犯，是其成立以来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年。“人道中国”创立二十多年来，已援助几千位良心犯，其日常运作完全依靠志愿者。周锋锁感谢他们的全心付出，更感谢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图为“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发言。（陈德怡／大纪元） 在圣诞和新年之前给良心犯们邮寄贺卡，是“人道中国”每年必办的活动。周锋锁回忆，1989年六四之后，旧金山湾区华人率先开始举办这项活动，37年来已成为海外正义华人的传统。 2025年12月20日，“人道中国”组织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年会，与会人士书写圣诞新年贺卡，给中国良心犯们送上祝福。图为前中国人权律师游飞翥发言。（陈德怡／大纪元） 当日，几十位与会者纷纷将圣诞和新年祝福书写在贺卡上，希望身陷囹圄的义士们能接收并感受到来自彼岸的关注和挂念。 让中国良心人士...

黎智英案的尘埃落定，从来不是一场司法意外。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一次步调精准的政治示威。它把所谓“一国两制”的终局，毫无遮掩地摊在了所有人面前。 黎智英案确认了一个残酷的逻辑：当权力需要时，承诺可以被随时重新定义，条约也可以降格为“历史文件”。香港的自由不是一夜之间坍塌的。它是一场被严格包装为“依法治理”的慢性消解。从最初对安全的反复强调，到模糊法律的界限，再到对过往言论的无限追溯，发声本身终于演变成了一种犯罪风险。对一个七十多岁传媒人的重判，背后是冷静的政治计算。它在向社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这个体系里，身份、财富、甚至国际声望都无法构成安全的边界。权力并不需要抓捕所有人，它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看清“代价”，社会就会学会自行调整声音的高度。 对于台湾而言，这不仅是邻岸的悲剧，更是对未来生存空间的最后预警。 如果两岸滑入同一种权力逻辑，巨变绝不会以某种激烈的仪式开启，它会沿着一条看似“理性”的路径缓缓推进。起手式是修剪合法言论的边界，接着是以“防渗透”之名筛选立场，最后，每个人开口前都会下意识地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成本。 在这种权力的罗网中，所有的行为指控本质上都只是借口。当一个人被推上被告席时，真正错的并非他具体做了什么，而是他始终拒绝移动、拒绝妥协的那个立足之地。这正是最阴险的转折点：定罪是预设的，证据是填充的。当法律可以随时追溯过去，沉默便不再需要被命令，它会自动扩散。人们开始思考这“能不能说”和“值不值得”。这是自由因代价过高而沦为“不理性选择”的时刻。 中共对台湾的说辞，与当年面对香港时并无二致：制度可以保留，治理会尊重现实。但香港已经证明，这套语言只是过渡工具，不是契约。限制权力的部分会被逐步抽空，最后剩下的只是制度的空壳。权力一旦接管，他们害怕的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那种持续存在的、独立的判断能力。台湾目前的多元、争吵甚至混乱，在中共的权力逻辑下会被重新定义为“动...

自由雕塑公园迎来了又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公共艺术作品——“民主运动先驱墙”的正式揭幕。 此次活动汇聚了多位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与长期参与者，现场气氛庄严而激昂。 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朱虞夫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以及方政先生等重要嘉宾先后发表演讲。他们以充满力量与情感的发言，回顾民主先驱的牺牲与坚持，呼吁世人铭记历史、坚守良知。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艺术家陈维明先生在演讲中多次哽咽，其真挚的情感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也使这面民主先驱墙不仅成为一件公共艺术作品，更成为老一辈民主前辈为追求民主与自由、与中共长期斗争所承载的血与泪、信念与尊严的历史见证。 此外，众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及民主人士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民主运动先驱墙”的落成，不仅是对先行者的庄严致敬，更是对自由、民主与人权价值的持续守望。他也成为苦难的中国的哭墙。每一个来到自由雕塑公园的人，站在先驱墙下都为感怀而放声一哭。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作者：杨长兵 本文转自：TNT时报...

图为2025年9月23日，“CCP VIRUS美东行”巡游队伍拜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前排右二为杨长兵。（受访者提供） “我出生在恐惧里，长大在压迫中。”暴力计生幸存者杨长兵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共产中国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包括暴力计生、暴力强拆、疫情封控等。 暴力计生 杨长兵出生在山东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1980年中共实行“一胎化”政策，他和二哥成为直接受害人。在怀胎二哥八个月的时候，母亲被抓走了，被强行引产。 后来，母亲东躲西藏才生下杨长兵。“小时候，我妈就给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应该是哥仨。”他说。 杨长兵从四五岁记事开始，就生活在害怕、恐惧之中，怕警察、怕搞计划生育的人把他抓走，或者送到孤儿院。 乡亲们对抓计划生育的人都很憎恨，帮着通风报信。杨长兵一听见有人喊：他们来了！就马上藏到柴火堆里，有时候钻到猪圈里，或者跑到附近的邻村里去，等到天黑才敢回家。 “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我跑到柴火堆里藏起来了。天黑我回来一看，门窗也没了，粮食也没了，我妈也哭，我爸也愁眉不展的，家里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所有的东西，（他们）能砸的砸，能抢的抢……我妈也哭，我也哭。” “所以我从小就恨中共，从娘胎里就挺恨他们的。”由于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爸妈发现他不会像正常孩子那样说话，五岁以后才会说一些很简单的话。他怕见到陌生人，或者是去公众人多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紧张很害怕，还有口吃的毛病。 直到他七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被强行结扎，交了罚款，村里又写了证明信，杨长兵才有了户口。“罚多少钱我也忘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钱，四处借钱，借邻居的、借亲戚的，都是一分钱、一毛钱地借。”他说。 杨长兵表示，暴力计生是共产党很大的罪恶，害人不浅。作为中共计划生育“四亿人中的幸存者”，他亲眼见过“超生”带来的恐怖：一人超生，全村受罚（结扎）。干部上门扒屋、拆门拆窗、粮食挖光、牵羊牵牛，把一个个...